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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回忆--黑龙江嘉荫县插队知青的岁月

知青岁月是激情燃烧的流金岁月,是无法淡漠的生活往事,更是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日志

 
 

四十年难忘的记忆( 凌怡业)  

2009-09-03 02:3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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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难忘的记忆
                                  凌怡业

                                六大崮伐木

  1970年11月26日,三连组成的伐木尖刀班一早出发,坐爬犁到六大崮伐木,经过四个小时的路程,来到了小兴安岭伐木场。只见高大粗壮的落叶松高高地耸立在山上,山坡上、树叶上都挂着厚厚的一层白雪,一眼望去,第一印象就是像到了林海雪原。中午在前卫大队的地营子里安好家后,下午就投入到伐木工作中去了。第一次锯这样高大的树,大家心里难免会有些害怕。伐木两人为一组,主要装备为:一把大锯、一把大斧子、一块铁楔子,还有一把四面分别刻着2、4、6、8数字的小锤,一把折尺用来计算木材的立方。我和严吉芳一组,第一天就放倒了五棵落叶松,大约有四个立方左右。开局顺利,大家信心十足,但是问题随之而来,首先是看不准放树的方向,比较明显向一边倾斜的树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比较直的树,因受树叶和风向的影响,树倒的方向变数很大,弄不好就会发生事故,老乡比我们有经验,但是由于放树是两人一组,而且间距比较远,只听见“顺山倒咧……..”的喊叫声却看不见人,所以只能靠自己去判断。由于经验不足,开始都拣比较能辨别出倒向的树伐,可是森林里的树并不都是倾斜的,总要遇到几棵直立的树,胆子大了,我们就敢去锯,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出现了夹锯现象,上茬锯到位,开始拉下茬,结果那棵树并不往下茬的方向倒,却摇摇晃晃地“立正”了,把锯紧紧地夹住,这种现象老乡把它叫做“坐殿”。正在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扔在一边的铁楔子,立刻取了过来,插进树茬缝里,用斧子使劲地打进去,结果树稍微倾斜了一下就“咔咔咔”地擦着其它树倒了下去,带下了一排树枝,溅起了一阵浓厚的雪雾。当时我们也不觉得怕,事后听老乡一说,我们惊出了一身冷汗。据老乡讲,伐木最怕三件事,一曰“坐殿”——树锯透了不倒;二曰“上吊”——树倒下又挂在另一棵树上;三曰“劈板子”——树倾斜得太厉害,还没等锯到下茬,树就生生地一劈两半,劈开的半棵树会蹦起半天高再重重地砸下来,十分的危险。我们今天恰好遇到了危险的事情,还好化险为夷,虚惊了一场。
  北国寒冷的冬季,滴水成冰,在山上伐木,我们身上穿两件棉衣,腰上扎着绳子,腿上裹着绑腿,头上带着棉帽,冒着严寒,在齐大腿深的深山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路,颗粒状的干雪灌进棉靴后立即融化,然后再结成冰,两只脚冻得麻木生疼,好像不是自己的,只好绕着大树不停的跑动,好让身上脚上暖和些。中午饭在山上吃,拢些松树枝,点上一推火,大家围着火堆,把冻得硬梆梆的馒头放在火堆边烤软后,塞一口雪啃一口馍。面朝火堆,前胸热的不行,后背却冰凉难忍,于是转过来再烤。我们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坚持着完成每天的工作指标,产量也直线上升,全班的锯树量从一开始的二十多棵上升到每天六十多棵。
  70年12月1日,伐木暂告一个段落,开始装爬犁运木头。凌晨2点钟,连队的拖拉机开到了六大崮,装第一车由于没有经验,整整装了11个小时,把大家累的够呛。拖拉机开走之后,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讨论,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了不少好办法,这天正好场部的崔场长也来到山上看望我们,也鼓励了我们。以后装车的速度提高很快,装一爬犁的速度渐渐地缩短到了一个多小时。12月9日,连部传来通知,由于即将要上山打柴,指导员要求我们加快伐木进度。于是我们每天早出晚归,伐木量大大地增加。12月15日,场部张志杰也上山慰问了伐木大军。70年12月21日,伐木工作基本结束,除留少部分人员装车外,伐木尖刀班凯旋而归。

                                     怀念朱国雄

  我的日记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71年5月12日,一排的几名女同学早上打水,不慎把水桶掉到井里去了,贫下中农用大绳捞了几次都没有捞上来。朱国雄同学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要下井去捞,尽管很危险,但是他硬是把水桶捞上来了”。
  说心里话,我真的不忍心再提起这段往事。直至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只要提起年纪轻轻就牺牲在东北沪嘉这片黑土地上的朱国雄,同学们都会唏嘘不已。但是我必须写他,因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在与他的交往中,我感觉得到,在朱国雄同学的内心,深藏着一颗十分真诚,十分纯朴的爱心。在沪嘉下乡期间,朱国雄同志始终积极地追求着上进,他和徐志龙同志是三连的一对“猪猡”,这不仅仅是姓名上的谐音,更主要的是朱国雄同学一直把徐志龙作为自己努力进步的标杆和偶像,因此,他认真地学习着徐志龙同志的一举一动,像徐志龙同志那样冲锋在前,努力工作。他经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连队、为同学做好事。曾经许多次主动地为女同学劈过柈子、拖过柴;在井边为洗衣服的同学摇过轱辘提过水,在食堂工作期间往田间地头送过饭菜。他主动修理过折断的斧子把,帮大家磨过割谷子的镰刀,冬天跳进宿舍后面的厕所里掏过粪。可以说,朱国雄同学是一块还没有来得及发光的“真金”。
  1973年4月的初春,刚满20岁的朱国雄同学不幸遇难,噩耗传来,全连同志们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追悼会上,没有鲜花,女同学就买来手绢,含着热泪扎成花圈。几十年来,我总是在想,朱国雄同学他明明知道井壁已经开始融化掉碴,假如他不去换其他同志上来休息,也就会避免这场悲剧。可是,朱国雄就是朱国雄!一个积极追求上进的热血青年,一个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身为班长的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这样做的。
  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情朱国雄想到了,所以他会在这个当口拖着刚刚病愈的身体主动下井去换班;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别人没有遇到的灾祸,却偏偏让朱国雄同学遇到了!

                                     我与《沪嘉简报》

  1970年大约5、6月间,农场的《沪嘉简报》正式创立,舒文同志总负责,总编辑是上海干部丁贻军同志,我不是编辑部成员,只担负刻蜡纸的工作。当时老丁年纪还轻,瘦弱的身材,戴一副深度眼镜,穿一件中山装,一看就像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老丁写得一手好美术字,《沪嘉简报》的四个空心变形黑体报头就是他设计的。那时办报的条件十分简陋,刻蜡纸可以到场部办公室去,那里有办公桌,而我却喜欢在自己的帐篷里,安静且随便。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一张蜡纸,找一段木柈,坐在自己的铺边上刻。刻错字,拿根火柴把错字融化后重新再刻。刊登的稿件有场部提供的,有老丁自己撰写的,也有知识青年写的,主要是刊登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两报一刊》社论精神、农场的总体工作要求,各连的工作动态以及好人好事,学习体会等,我曾经刻过一篇赵祖良同学写的学哲学体会文章,很有深度。《沪嘉简报》不定期出版,一般每期刻一张蜡纸,最多两张。采稿、编辑由丁贻军同志负责,我主要负责刻蜡纸。老丁工作十分认真细致出差,每次都要叮嘱我千万不能出错,所以每次我都极其认真地刻,从未出过一次差错,因此老丁对我也比较放心。我刻好蜡纸后交给老丁,谁油印我就不知情了,估计也是老丁的工作。办《简报》最累的是收听中央台的社论和重要消息,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要有重要新闻,都会在深夜11点钟用记录速度播送,每当这时,老丁就和我守候在“半导体”收音机跟前,两人分别一字一句地记录着。由于当时无线电信号比较弱,而沪嘉又靠近中苏边境,中央台的声音像刮风一样,一阵响一阵轻的,倒是老毛子电台的声音很不错。我们俩听一句记一句,当电台声音微弱的时候,我们几乎把耳朵贴到了收音机上,还不敢碰收音机的旋钮,真怕听错一句、漏记一句。记录稿完成后,两人再次核对一遍,确认准确无误后,我就开始通宵不眠地刻蜡纸,第二天一早交给老丁,然后开始油印,以便尽快发给各连学习贯彻。71年11月2日我刻完《简报》后就准备回上海探亲,回场以后我就不再参加编辑《沪嘉简报》的工作了。我在丁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办报,到部队后以至直到现在,这门技术还在发挥着作用,真要感谢丁贻军老师!
  前不久我在陆冠明同学的网站上惊悉丁贻军老师不幸病故,真想写篇稿子纪念他,却一直没有时间。我曾经在陆冠明发的帖子下留过言,现在,谨把这篇文章献给我的老师丁贻军同志,让我们大家永远记着他。

                                     盼家信

  在沪嘉农场的几年里,我们最最盼望的就是能收到亲人和战友的来信。沪嘉农场没有邮局,来往信件全靠乡邮员应诗明同志。沪嘉和富饶公社相距60里地,中间隔着龙安屯和新安屯,这条道我走过两次,沪嘉到龙安距离较短,路也平坦比较好走,龙安到新安就不一样了,有很开阔的一片塔头地,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很不好走,目穷之处,不见人烟,走在哪里确实心里有点胆突突的。小应子一周要来回走两趟,可见是多么的不容易,据说他曾经在路上还遇到过狼什么的。虽然以后给他配了一匹马,但是他只是让马驮邮袋,自己还是牵马步行。连队同学们在小应子预计要来的那几天,下午放工后都会站在篮球场盯着供销社前那条通向龙安的路。当眼尖的看到小应子,就会高兴的欢呼起来。等信分到各连,已经是晚饭后了,收到信的十分高兴,没有收到的就十分沮丧。同学们当晚就趴在自己的铺上,就着昏暗的柴油灯光各自写回信,想想写写,写写停停,十分认真地向亲人和战友汇报在沪嘉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有趣的是给战友写信,第一句话都是“某某战友,你好!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才开始写正事。写家信是一件隐秘的事,容不得别人偷看,我们的铺挨得很近,海生隔着蚊帐趴在我的铺边,用手挡着专心地写着信。海生有个毛病,写什么都会用嘴嘟囔一句,不用看都知道他在写什么,我和德敏在边上偷着乐。那时我的字写的还算可以,于是许多同学会准备一叠叠的信封请我写,我也十分乐意帮忙。上海的家长怕黑龙江农场里买不到邮票,从上海把整版的邮票寄过来,这些文革邮票如果保存到现在绝对值钱,那时我们想的却是怎样省钱。于是有的同学就想出一个办法,把胶水抹在邮票上,等上海收到信,只要把邮票放在水里浸泡一下,邮局盖的章就洗掉了,还可以继续寄,很快就推广开来了。71年出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因为整张印的都是毛主席光辉形象,邮局怕把章盖在主席身上出政治问题,于是只好把章盖在了邮票边上,于是这张邮票就成为了当时连队同学使用率最高的邮票了。小应子后来被评为了邮电系统全国劳动模范,送信也改为用拖拉机了。
                                     砍小杆
  我们到沪嘉的第一年,几乎天天要上山砍小杆。刚到农场的时候,卫东方向、龙安方向以及后山都是层层叠叠的白桦树林,每天走不多远就可以砍到小杆,一两年之后,卫东方向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棵树了,龙安方向开荒种地,也已经看不见树林了,每次上山,往往要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够砍到小杆,可见农场几年来小杆的需求量有多大。砍小杆用长柄的大斧子,老乡抡一下就能砍倒一棵小树,我们抡了十几下,小树还照样立在那里。开始大斧子不会用,有不少同学就用修树枝的小斧子砍树,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每次拿小斧子砍树时,上海带队干部王关和师傅就会扯着一口苏北话大声叫道:“小凌哎,你怎么又拿小斧子砍大树啦?”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都学会了用大斧砍小杆,基本上一两斧子就是一棵,砍树的进度快了不少。沪嘉周边的树林一般由白桦、黑桦、柞树组成,也有少量的椴树,小杆基本用的是白桦树。男生砍树,女生削树枝,然后把砍好的树堆放在一起,等待用爬犁拉回连队。跟拖拉机装小杆也是个苦活,一爬犁小杆要装到三米多高。下午四五点钟,东方红拖拉机轰轰隆隆地开进了树林,一阵横冲直闯之后停在了白桦堆旁,大家赶快装车。太阳落山之前,沼泽地里就会飞起密密麻麻的蚊子和“小咬”,围着人“嗡嗡嗡”地不肯离去,我们要干活,腾不出手去赶去它们,不一会,每个同学脸上、手上,贴着帽沿的头皮被咬出了无数个小红点,火辣辣的疼痒难忍,戴着防蚊帽也无济于事,许多同学的脸立刻肿了起来,这时真恨不得能多生出几只手来。我们在蚊子“小咬”的围攻叮咬下,也顾不得拍打,只想早点装满爬犁,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可是树林边上布满沼泽,有时越急就越出事,拖拉机一不小心就会陷在沼泽地里,陷的浅,把爬犁摘钩或者把小杆卸下还可以开出来,有时拖拉机反复进退,反倒会越陷越深,当水把履带全部淹没机器熄火,那就必须再来一辆把它拖出来,此刻我们只能无奈地等在一边,忍着饥饿,看着太阳慢慢地落山。倒是几位当地老乡,嘴里叼着烟卷,头顶上的“小咬”明显少得多了,于是,这就成为农场不少男同学抽烟的理由之一。

                                     第一次铲地

  沪嘉农场的地大多数都是新开垦的生地,地里的大豆出苗以后,野草长得比苗快而且多,所以必须及时铲除野草。铲地时正值东北的酷暑季节,白天长夜间短,太阳早上三、四点多就升起来了,到晚上七、八点钟还挂在西边,所以每次铲地都要干上十个小时左右。
  1971年7月4日,我从窑场回到连队后第一次随一排的同学参加铲地。连队的大豆地在龙安岗,这片地大概有三十多垧,长长的垄沟一眼望不到边。我们站在地头,一人一条垄地一字排开开始铲地。与其他农活相比,锄草是个细活,靠的是韧劲,先用锄头把垄沟左右两边各拉一遍,把垄边上的草铲去,然后再用锄头两个尖挑去长在豆苗之间的杂草,稍不留神,就会把豆苗铲去而把草留在了地里。还有些草长得和豆苗十分相似,猛一看真也分不清楚。开始大家还能基本保持“一”字队形,随后就渐渐地拉开了距离,熟练的男同志像叶国强、马继荣、乐家栋、严吉芳、赵祖良、刘伟义等都已经处在了领头的位置,和最后一位几乎相差百米之远,女同学戴国群、苏利益、顾惠芳、楼志琴、朱小怡等同志虽不在最前头,但是也比我铲得的快。由于我第一次铲地,技术不熟练,一直落在后边,我心里着急,一心只想尽快赶上队伍,于是手握锄头一阵乱扒,把苗扒去了不少。铲了几个小时,还不见垄沟的头,两只眼睛受绿色植物的长时间刺激,看出去已经分辨不出苗和草来了。烈日下,同志们没有话语,忍受着“小咬”的侵扰和腰酸背疼,汗流浃背地闷着头只顾在没有尽头的垄上干活。中午连队食堂的同志送饭来,大家围坐在地边一顿饱餐,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战斗。下午三点多钟,总算看到了垄沟尽头露出的树林,大家一阵欢呼,禁不住加快了铲地的进度,先到地头的同志会主动地帮助后面的同学接垄。几天下来,我也能够比较熟练地铲地了,也能够荣幸地为别的同学接垄了。
下工后回到宿舍,跨进房门乍低头一看,只见火炕边满地都是绿油油的豆苗,再仔细一看,仅是幻觉而已。
                                                                      2009年9月1日写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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