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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回忆--黑龙江嘉荫县插队知青的岁月

知青岁月是激情燃烧的流金岁月,是无法淡漠的生活往事,更是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日志

 
 

沪嘉十景(八下)高敦才、林书基  

2006-07-26 13: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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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来说高敦才吧。
我一直认为,高敦才是我的老师,因为我在黑龙江干过的农活几乎都是向他学的。从锄草、间苗、打钐刀、装车、装爬犁、伐木、打拌子、拉大锯、盖房、苫房顶、抹大泥,到下鱼晾子、下免子套、找猴头、种园子。当时,他是我们一排的“带教”老乡。
可是,我至今不知道他的确切年纪。他跟着老彭到一连来的时候,已经有五个女儿,大女儿是九岁,如果算他二十二岁结婚,二十三岁生孩子,他那时大约是三十四五岁,比我们大十六七岁。这么算下来,他现在也有七十左右了。不知道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这是一个能干的人,要是放在城市里,按他的能力,我想他大概会成为一个老板。
他应该不是纯粹的黑龙江本地人,大概和老彭头一样,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在富饶公社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生产队长一类的人吧。放弃在江边安逸的生活,到一片新开垦的土地上当“孩子头”,虽说有老彭头劝说之功,但基本的动因还是他自身的。一种比较可能的说法是,为了传种接代。他生了五个女儿(据说中间还夭折了一个),在计划生育的年代,他还能这样坚持下来,可见这个人的能耐之大。尽管如此,他还是要一个男孩。这是一个农民,一个中国农民的终极愿望。因为在山高皇帝远的大山里,可以实现他的这个愿望,所以他携家带口来了。
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小六子的出世,成了高敦才人生的一大成功。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也就是小六子出生不久,老高多病的母亲安心地离开了人世。那个晚上,高敦才来宿舍,叫醒我,等到了门外,他告诉我老太太去世了,请我还有其它几个人帮忙送葬。他视我为朋友,至少是一个亲近的人。到他家,高敦才请我们喝酒,那种土豆烧成的白酒,我一连喝了三杯(茶杯,不是酒盅),大约有一斤多吧。半夜,喝完酒,拖拉机拉着装棺材的爬犁,下山,直奔江边富饶公社。我们挤在棺材四周,被无边的夜色包裹。酒精的作用让人头晕脑涨,半路上,我吐了,翻江倒海的吐,似乎把胆汁都呕出来了——从那以后,我就怕酒,不再喝酒。天亮的时候,老太太的棺材到了江边,下葬在集体的墓地里。在墓地可以看到雄浑的黑龙江,听到江水拍岸的声音。
可惜的是,高敦才历经艰辛才得到的小六子,据说在十八岁那年,在中专读书的时候,因事故而不幸夭亡。我不知道高敦才那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但人生的无奈和伤痛,一定是有的。他唯一能解释的,只能是命运。如果他认命的话,生活还能继续,因为他努力过了,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谁又不是那样呢。
我在农村生活了大约近十年,也算见识过农民的“狡猾”,但农民的“豁达”却只有在高敦才身上见过。
这里说的豁达,与“不斤斤计较”的本意还是有区别的。大致指看人做事比较明白,容易与各式人等沟通。知青与老乡身份不同,看事处世的眼光总是有所区别的,但他总是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然后提出可操作程序,大家一起去做,而不是去磨嘴皮子,这样的务实作风,才会有效率。
我知道,他对割资本主义尾巴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这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来源,但他不会站出来说“不能割”,最多不表态罢了。但他不会放弃这一块,我常常看到,夏天在出工前,他背着小麻袋从林子里出来,裤腿和衣襟都是湿的。在秋收过后的田野上,在一伙拾秋的“娘们”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老婆我叫她嫂子的那个女人的身影。在他家的炕上,常常烘着湿的黑木耳。他还下晾子捕鱼,下套子捉兔子。在一年干下来只能挣个一家人糊口的年代里,要养活一家七八口人,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办法。
尽管家境如此,我去高敦才家串门,在吃饭的时候,他总不忘留人吃饭,面条、饼子、馒头,有什么吃什么,有酒的话,还能喝上一杯。这种时候,女人是不上桌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吃,女人们便躲到一边去了。现在想来,我吃的东西,正是他女人和孩子的口粮。他的心里一定是有点不舍的,但面上没有丝毫的不高兴。
他知道我身子虚,一动就出汗,按他的说法是“脱力”了。于是,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干的牛鞭子,让我加冰糖蒸熟了吃,说是大补的。头一次,我不会洗那东西,结果吃得时候,满嘴的腥味,根本无法下咽,只好偷偷地倒掉。他知道了以后,第二年,又想法弄了一条牛鞭送给我。这次我详细地向他请教做法:牛鞭先在水里浸泡发软,捞出来以后,用刀竖着从中间划开,用盐不停地搓揉,擦去腥味,然后浸在酒中加入冰糖放在搪瓷杯子里,隔着水蒸,蒸成稠状,就算大功告成了。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每天吃上一匙,吃了半个多月才吃完。
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没有说过什么贴心的话,也不打听彼此的家庭和经历。我们实际上是隔膜的,但是这种隔膜并没有影响我们的交往,因为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看得上眼,就是有了缘分,可以相处。不需要多说什么的。
我一直后悔,当年没有好好了解高敦才。如果那时候我向他打听,他一定会告诉我关于他的许多,但是我没有问,岁月就这么过去了。回城以后,做梦的时候,我遇上过他。梦中,他的住房就是我们宿舍往西五十米的地方,可是我怎么走,也走不到那个房间里去了。

再说林书基。
林书基的名字刚听到的时候,吓了一跳,“林书记”,起码是个大队党支书吧,当官的。后来,悄悄地打听,才知道这是读音之误,此“书基”不是那“书记”。但这个印象一直挥之不去。不过,以老林的说话做事慢慢悠悠,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出去扮成一个农村的党支书是不会有人不相信的。
其实,老林和老高一样,不是党员。当然,教我们农活不需要党员。党员一般有更远大的志向,会被安排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两个党员肩并肩,就会有得一拼,结果是劳民伤财。一连有一个老彭当支部书记就足够了,“龙多了旱,鸡多了不下蛋”,到哪里也是这个道理。
与高敦才家的五个女儿正好相反,林书基家清一色的三个儿子。在乡下,有三个儿子的家庭可不得了,谁也不敢轻视的。虽然,林家三个儿子还小,最大的大约才十几岁,但这个家庭前途无可限量。是不是因为这个,老林看上去有点“清高”,说不清楚。他一般不大主动与人搭腔,要问了才慢悠悠地回话。也许是生就了的脾气吧。
林书基为什么离开江边的好山好水,到这片荒山野林里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但一定有一个很实际理由。大概吧,老彭头对他(还有老高)有过承诺,来了后将怎么怎么的。我曾见过老林私下里和老彭头磨蹭,说是答应了的事为什么没有兑现。老彭则是一如既往的含含糊糊,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将他打发了。
我猜想,当时他们来,一定是给点优惠条件的,比如补贴,比如工分,比如住房……农民比较实际,不会被几句冠冕堂皇的空话所打动。这些优惠条件后来打了点折扣,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时过境迁了。问题是老林他们携家带口的,好不容易进山来了,总不见得就这么赌气回去。回去就什么也没有了,待在这里,好坏还有个盼头。
老林是带二排的,我和他接触不多,只是看上去他整天心事重重的,似乎老是在想些什么。他有三个儿子,担心什么呢?将来是不用愁的,眼前的困难也只是暂时的。
也许,他并没有什么担心的,就是这副腔调,是我的多心罢了。
几年后,上海干部走了,再过二年,老彭头告老回了富饶公社。(来了一个“盲流”党员——“东北稠蜜子”李树森,整天盘腿坐在炕上耍嘴皮子,什么事也做不了,给正宗黑龙江人丢脸,这里不谈。)又过了几年,高敦才也回了富饶,毕竟沪嘉对老高来说也是他乡,更何况他是老彭头带来的,带知青的任务也早已完成,现在老彭头回家,他再留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意思。家去吧!
再后来,外乡“盲流”来的李树森也走了。
只有林书基留下了!
这个时候,就看出有儿子的好处。林书基的三个儿子长大成人,成了当地的能人。据说,林家现在有好几辆拖拉机,方圆几十里的土地的耕作需要用林家的车。这份家产在城里也是一个有钱人了。所以在一连大概林家是首富了。
实力放在那里,林书基在一连应该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了。
我不知道,现在像一连这么的自然村,还有没有党支书一职。即使有大概也不会像当年那样,事无具细都由支书说了算。因为除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当当和事佬以外,这个位置的权势和我们那时相比,一定不可同日而言。那么,谁有实力谁是“大王”,便是当今农村的一条潜规则。
照这么说起来,当年将林书基误认为是党的书记,虽然是一个误读,却是昭示了一个预言。三十年以后,这个不是书记的“书基”,可以看作是一连实际上的“书记”。
命运似乎就是这么前定的,谁也逃不出它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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